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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旅途 日志 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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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往昔如昨天 一切都历历在目 (八)  

2011-08-22 12:25:13|  分类: 自说自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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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上山下乡插队在农村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这时的大方向由下乡初期所说的“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变成“扎根农村一辈子”。真是......。一无所有的人们拿什么“扎根”,怎样扎根呢?自己的生活起居最根本的物品都由父母家里供给,真是不堪言语。    
        下乡几年,来自上面领导的关心曾经有过两次。
        第一次是1969年3月,刚下去不久,上海慰问团伙同当地领导来到知青点走访慰问,看一下知青们的住房,生活环境,安抚一下刚刚下来情绪还不稳定的知青学生。
        第二次已经是几年后的事了,本公社一位已经提干的女知青一路陪同前来。上面来的干部关切地询问,还是比较耐心地听取已经下乡几年的知青反映面临的各种困境。虽然反映了也没有用。“愁肠百结”的知青,把下来的“父母官”当着亲人,当着倾诉对象,诉说着心中的郁闷。
       那时我们为省柴火,煮饭烧水用自己砌的小炉子。刚好有个女知青在煮东西,怕烟大在用扇子驱赶烟气。那位提干后已经成为公社干部的上海女知青,见状就开始叽里呱啦一连串训斥起来。“你们弄弄清爽哦,这样小炉子拿扇子扇,能扇一辈子吗,好好地,像模像样的炉灶家具配齐起来,插队落户是一辈子的事,不是混日脚的,脑子搞搞清爽!......”
       慰问人群走了以后,知青朋友如鲠在喉,郁闷的心情更加郁闷啦。           
      “尊敬的毛主席: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 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 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 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 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 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 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 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 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半业。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 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
        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 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 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致倾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主席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
        毛主席当即给写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
       分散插队在农村的知青朋友真实困窘,经过福建莆田一位普通知青家长李庆林老师反映到中央高层领导。由此,全国各地把已经冷漠的“知青问题”重新提起。


       1973年6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这是自上山下乡以来第一次开这样会。       

       我们同生产队全体社员群众一起开会,传达学习有关的“中央文件”精神。

       ............
       《江西日报》披露报道对女知青工分压得低,且多年维持不动,影响了她们的生活……。        
       各地报纸纷纷积极宣传给知青盖住房……。      
       江西抚州地区开始把分散插队的知青集中起来,办独立核算的知青场队……。        
       1973年年底回上海探亲时,母亲的单位领导问寒嘘暖,向我们表示慰问,年终给予我们家庭60元的经济补助。这是我俩下乡五年来,第一次感受来自这座城市的温暖。   

     
       1974年3月初,我们从上海回到生产队。生产队真在周家村建造知青住房。说是上面拨下建房款,给知青造房。       

     盛家生产队和三湾生产队由于此时只剩一名知青还在农村,也不用盖房。所以只有我们队里盖了知青住房。这一切的变化,都是直接与李庆林有关。


      知青新的房屋建成后,我们从井家沅搬来这里居住,其实生活上反而不方便。在井家沅时,我们很多日常生活用品,劳动工具都是挪用邻居家的,现在可是不再那么方便啦。几年来,井家沅的村民与我们关系已经相处似“一家人”那么亲热。一旦搬离,心里还有些舍不得呢。
     那时确实是这样的情况,原有七八个,十几个或者更多知青插队的知青集体户,在1973年以后只剩下一个两个知青了。此时还留在农村的基本是两大类:一是工人家庭出身的其老实本分的知青。还有就是非“工人”成分的。

    分散插队知青群体的分化,已经动摇留守知青的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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